中国城镇化面临再平衡

      中国未来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将会发生系统性转变。这将会表现在几个层面：

其一，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加速度趋缓，结构效率的提升进入自然减速阶段，中国经济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切换至中速增长，能否完成这个转换对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其二，基于已经变化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资源约束，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城市分工和产业布局将出现显著变化，从而塑造新的增长潜力。

其三，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将会新的平衡。

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速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

IMF、世界银行及海外投行等国际研究和金融机构也倾向于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种趋势性的减速现象，而且这种减速是任何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无法回避的自然减速。通过仔细的跨国比较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大致北京液压机结论是：（1）作为一个整体，随着结构效率的提升速度趋缓，中国距离这个自然减速区间可能越来越近，2010～2015年可能正是这种减速的窗口期；（2）考虑到中国广泛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光谱，东南沿海作为中国率先并成功实现追赶的“特色经济区”或已在这2007年前后进入这个减速区间，中西部则相反，应该还处于加速区间。支持这个判断的依据依次是：

第一，一国进入自然减速区间的核心驱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度下滑，而中国的TFP仍然存在较大的追赶和提升空间。来自NBER的研究成果显示，全球有接近30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以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计算），高增长时代趋于终结，这个30个国家的平均GDP增长率由高增长时期的5.6%下降到2.1%。然而，针对经济减速原因的核算分析却显示：在资本存量、劳动力增长、人力资本和TFP四个因素中，TFP对GDP增长率放缓的直接贡献度为85%，换言之，经济减速本质上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放缓。以日本为例，日本曾在1970年代前后经历第一次显著的经济减速，减速前后的GDP增速落差超过6个百分点，其中5.4个百分点的下滑来自于TFP的减速（图表2）。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TFP的追赶空间来自于三个层次：

其一是全球技术前沿的提升和中国的追赶。目前它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在改进；如果把美国当成全球技术的前没国家，并将美国的TFP视为100，那么中国只是这个技术前沿的15～20%，存在持续追赶的空间，但越是靠近这个水平，追赶的速度将会越慢；（2）结构效率；（3）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

过去30年，中国处于初级阶段的追赶，处于从低收入水平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转换，这个时期TFP提升的关键是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更高生产率的制造业。结果上，中国在这一阶段的追赶也是十分成功，1998～2008年TFP平均提升了4%，为新兴国家之首；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东部沿海省市已经进入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换阶段，这个阶段TFP提升的关键是将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需要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实现劳动力和资本在城市内部的再分配、以及资源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成规模效应和分工效率的发挥。然而，从结构效率到规模效率、分工效率的实现并非是必然的，它仍然需要必要的政策转变或结构性改革。

第二，分区域来看，作为中国发达地区的东南沿海省市或已提前进入自然减速区。研究表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进入自然减速区间的判断指标是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左右，人均收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左右，制造业就业比例达到25%左右。按照这三个标准衡量，将中国经济分拆来看，长三角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早已在2007年就超过15000美元，而且以出口导向为制造业就业比例和人均收入也处于全国最高水平，因此，从这些指标衡量，中国的长三角经济区可能已经进入自然减速阶段。进一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7年之前的五年，长三角GDP平均增速高达14%，但是2007年之后的四年平均水平仅为11%左右，平均回落幅度达3个百分点，按照国际标准，这样的回落幅度基本上意味着长三角已进入经济发展的早期追赶阶段，进入经济自然减速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多的依赖制造业内部的升级、服务业的扩张及TFP的进一步提升。